女性的先知性领导改变了罗马帝国的面貌
聖若瑟會克里斯汀·申克（Christine Schenk CSJ）修女
当我还是圣若瑟会的一位年轻修女时，我就有很大的渴望去了解我们信仰中的前辈。虽然我非常喜欢学习圣经，但有时很难在其中看到属於自己生活方式的情形，因為我们的经文几乎总是谈论着我们的祖先的生活。除了纳匝勒的玛利亚以外，那些献身於耶穌的女性门徒几乎毫无记载。当我开始在地方神学院攻读神学硕士学位时，我如飢似渴地阅读有关早期女性基督徒的资讯。在这个四篇文章中的系列中，我希望追溯女性修会团体的歷史根源，也许可以帮助读者开始在我们早期的基督宗教歷史中了解到修会生活的精神。
基督宗教的发展
耶穌運動在整個羅馬帝國迅速蔓延，部分原因是女性使徒、預言家、福音傳道者、傳教士、家庭教会團體領袖和寡婦所起的作用。教会的發展也得到富裕女性基督徒的經濟支持，如瑪達肋納的瑪利亞和約安納（參閱路八1-3），里狄亞（參閱宗十六11-40），福依貝托（參閱羅十六1-2），和一位四世紀的奧林匹亞女執事，以及其他人。教宗本篤十六世在 2007 年 2 月 14 日公開接見的講話中特別講到了這個方面，他說：“如果沒有許多女性的慷慨貢獻，基督宗教發展的歷史將會截然不同。”他也指出，“女性在早期教会生活中的臨在“絕不是屬於“从屬的地位”。
家庭教会團體
初期的家庭教会團體由婦女領導，例如格拉普特（Grapte）是一位在羅馬照顧孤兒的寡婦團體的負責人；塔彼達（Tabitha），是第一世紀一位“致力於行善事，廣施賑濟”的寡婦（參閱宗九36-43），她在雅法（Joppa）建立了一個家庭教会團體。透過家庭教会，早期基督徒建立起了社會網絡，使他們能夠與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接觸交往。
當一位女性家長，也許是一位富有的寡婦，如塔彼達；或一位獲得自由的女性奴隸，如普黎斯加（Prisca，參閱羅十六3-5），她皈依基督信仰後，福音傳道者如猶尼亞（Junia，參閱羅十六7）或保祿不僅可以進入她們的家庭，還可以獲得她領導的團體網路的支持。這意味著她的奴隸、獲得自由的奴隸、兒童、親屬和與其往來的人都會皈依基督宗教。因此，當保祿使里狄雅皈依時（參閱宗十六11-15），他自然而然地獲得了里狄雅廣泛的社會關係和與其往來的人們。卡洛琳·奧西克（Carolyn Osiek）和瑪格麗特·麥克唐納（Margaret Y. MacDonald）在其詳盡研究的著作《婦女的地位》（A Woman's Place）一書中證明，社會底層的女性基督徒可以在她們的基督徒團體的社交網絡中開展經濟活動，並獲得經濟上的保障。因而，在那古代大家庭的一般背景中，她們的地位得到提昇和並獲得更大的行動自由。
妇女福音传道者
在基督宗教初期發展階段，克爾蘇斯（Celsus）是一位知名的反對基督宗教的批判者，她對妇女福音传道者持否定的態度。然而，他無意中佐證了早期基督宗教中婦女積極主動傳播福音的行動。他說基督徒說服人們“離開他們的父親和老師，與婦女和孩童以及朋友一起去婦女的住所，或去皮衣店，或去染布店（參閱奧力振：《驳斥克尔苏斯》）。
克爾蘇斯的批評與其他早期基督宗教文獻中的證據不謀而合，那時的妇女福音传道者走門穿戶地向婦女、兒童自由人和奴隸傳播福音。他的批評告訴我們，婦女基督徒出於對基督的堅定信仰，在父權佔主導的時代採取了積極主動的行動。
妇女的独特贡献
在第一到第四世紀，羅馬社會生活中有三個顯著變化，這些變化可歸因於女性基督教徒的福傳和使徒服務的領導事工。首先，到了四世紀，選擇獨身生活的自由有效地摧毀了父權制的一個支柱，即強制婚姻。其次，基督徒寡婦和貞女挽救了成千上萬的孤兒，讓他們融入社會，接受洗禮和教育，否則他們可能會因飢餓而亡或為生存被迫賣淫。第三，在將羅馬社會从異教文化為主導轉變為基督宗教文化為主的過程中，婦女的家庭團體網絡和傳福音活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结语
修会生活的要素不仅可以在早期的寡妇团体中得到认可，例如格拉普特和塔彼达，而且还可以在选择独身生活的女子中得到认可，例如斐理伯的四个说预言的女儿（参阅宗二十一9）和《保禄与特格拉》（Thecla Acts）中提到的女性团体。这些团体的妇女不仅保护孤儿和贫穷的寡妇，而且还在最早的基督徒团体聚会中说预言（参阅格前十一，宗二十一8-10）。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反主流文化地行使权威，是基督宗教迅速传播的关键之一，这往往不為人所知。女性在其广泛的社会网络中的传教权威和先知性的领导改变了罗马帝国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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